最后一个流氓的归宿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也应该尊重罪刑初定原则，但我们更不应忘记托马斯·阿奎那的那句名言：法律之所以为人所信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的慈悲心。［1］

1983年，18岁的牛玉强因为和朋友一道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了死缓，后送新疆服刑。1990年，他因“空洞型肺结核”保外就医回到北京，治疗期间娶妻生子。2004

谁来监督监督者？

    谁来监督监督者？如何能够保证作为监督者的监督者更加理性客观、公平公正？如此推演下去，将会陷入无限延绵的逻辑怪圈当中。无怪黄宗羲先生在《原法》中感叹道：“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如此叠床架屋式的制度设计肯定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经济的。

美国人大多喜欢打野鸭，而且这是一件很

司法改革同样需要“小岗村”？

   中国经济改革走的是试错式、渐进性之路，缺少一个既定的、先验的正确路径，只能摸索前行。中国司法改革应当走的是一条方向明确、目标清晰的道路，中间虽可在具体制度上做试验，但是要有一种常态的总结和纠偏机制，以保持改革的原初方向。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因首先在我国实行“大包干”而闻名全国。1978年末，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

贪官可否免死？

遏制腐败不能依赖死刑，而是要依靠制度建设；但在制度建设未成型之前，更不能邯郸学步，自毁利器。在欧美国家里，腐败被有效控制是因，不适用死刑才是果，岂能倒果为因？［1］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讨论中，牟新生委员提出，有必要研究取消刑法中关于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的死刑罪名，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2］

司法何以能动？

     ——再读季卫东教授《中国司法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特征》一文偶拾

    因为当事人的意愿和法官本人的判断通过反复交涉这样的互动过程被组合和改组，所以最后的结果确实是很难预测的。这种浑沌状态对当事人意味着很大的诉讼风险，对法官意味着很大的责任负荷。［1］

    发表在《洪范评论》2005年第2卷中的论文《中国司法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特征》（以下简称《司法

    检察一体化与检察官独立之间的吊诡在于：过于强调检察官独立，必然导致检察官的精英化与系统的封闭性，从而割裂与丰富的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检察一体化原则亦会受到挑战；过于强调检察一体化，也将致使检察官的主体性缺失，个体能动性的减损，反过来亦会危及检察一体化的根基。

在古希腊传说中，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有一个著名的“哥顿神结”，几百年来无人能解

中国古代有检察制度吗？

尽管这是很难完成但也需尽力去做的事情：对固有的知识和制度，应当回到那一时期去，对本来的情形有充分的了解，追寻其变化发展的渊源脉络，以免受后来完善化体系化观念的影响。［1］

人们对某一现象或范畴进行研究和探索，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这一现象或范畴追根溯源，进行历史考察。列宁曾经说过：“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

黄文艺教授曾言，我们“不反对人们关注与研究党和政府提出的理论、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要去政治化或者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由于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学者们应当关注党和。。。